第四十八章、杀人越货
姚弋仲眼睁睁瞧着甄随把玉玺逐一收回匣中,并且合上匣盖,他强忍着不敢伸手去索要观看,不禁狠狠咽了一口唾沫。随即便将审讯靳氏兄弟所得,向甄随详细禀报了,并且说:“靳准等人所言,不似作伪,且……人头好寻,仓促间又能从哪里找来七方玉印哪?在某看来,必是真物。”
后世石印、玉印很多,这年月却相对欠奉。因为秦始皇初定制度,唯天子始可攻玉为章,名之为“玺”,其余官民则只能持有金属印章。固自汉代以来,制度不如秦朝严格,然而根据汉制,官方图章也唯天子可用玉玺,诸侯王与三公金印,九卿银印,余皆铜、铁印而已。皇族、豪贵等或有私刻玉印的,但一来数量不多,二来也不能作为正式官印来证明身份。
所以姚弋仲才说,倘若靳氏只是南逃,因逢我军才临时起意,拿一颗假脑袋和几样假货出来虚言搪塞,那不大可能一口气就找齐了七方玉印吧?
——姚弋仲终究是化外羌酋,眼界比较浅,其实如靳氏这般高官显宦,倘若靳准有玩玉的爱好,则私制三五方乃至更多玉印,那还真不叫什么事儿……
随即姚弋仲便建议,可将刘粲首级与七玺交还给靳氏,将军您委派一支兵马,护送他们前往洛阳去……然而瞧甄随拧着眉头,似有不豫之色,便即改口道:“或先送之长安,请大都督上呈朝廷。”
甄随撇了撇嘴,突然间把身子朝前一倾,问姚弋仲:“都说靳准是奸臣,不知如何奸法?”
姚弋仲闻言不禁一愣,犹犹豫豫地回复道:“我也不甚明了……据说他兄弟党同刘粲,谋害了刘乂……”
甄随冷笑道:“刘粲虽然无能,于关中丧师二十万,在某看来,终比刘乂为强……”因为他跟刘粲打过,而跟刘乂,几乎就没正面见过仗,且昔日刘乂之败,全靠陆和、熊悌之悍拒之于阴沟水,遂成二将之名,实话说,甄老爷心里是不怎么服气的。
随即便道:“我也不知靳准因何为奸,但既然人人都说他奸,想必不是什么好货。这般狗头,倘若真的献首、献宝于洛阳,天子必然嘉奖,则这等奸货又将来祸害我晋。吕先生曾说,奸贼到哪里都是奸的,还说除恶当务尽啥的……”
姚弋仲心说你张嘴闭嘴都是吕先生如何说,前两天还跟我说吕先生早有预见,刘粲必将北去,时机绝不可错失,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……仿佛吕先生真是神仙一般,呆在解县连门儿都不出,就能明了天下大事……
他跟甄随相处既久,那蛮子可能会出什么妖蛾子,也大致心里有数了,便即试探地问道:“将军之意,莫非要……”说着话,并指如刀,比了一个断头的手势。
甄随笑问:“有何不可?如此一来,这功劳便落到我等头上,岂不比让奸贼得去要好么?”
姚弋仲沉吟少顷,摇头道:“我等即便能于阵前斩获刘粲首级,终究无可获得玉玺啊……若说靳氏实窃玉玺而逃,为我等于途中所杀,但彼等却又携有刘粲的首级,则反正之意甚明。既然如此,又有什么借口斩杀呢?”
甄随笑道:“汝想得未免太多了。”随即摆摆手:“我自然不将此两般宝货送去洛阳,而要送往长安,由大都督处置。至于大都督如何对朝廷言讲,关我甚事啊?只要大都督将功劳记在我等头上,足矣!”
在甄随想来,靳氏兄弟都是胡人,还是胡人中的大奸贼,这般货色,大都督必定也是厌恶的,故我于此杀之,大都督必不责罚。
关键是若由得靳氏将刘粲首级与七玺献至长安或者洛阳,功劳都是那几个奸贼的,他甄老爷不过途中遭遇,遣人护送而已,又能得着什么赏赐呢?而若杀其人,夺其功,即便谎话编不圆,大都督不信,为了方便向朝廷交代,多半也得把功劳算自己头上吧?
因此乃与姚弋仲商议。
姚弋仲沉吟少顷,建议说:“当请司马来,与之同谋。”
甄随摆摆手,说不必——“司马如何禀报大都督,乃是司马之事,何必与之商议?”
他平素最烦的就是军中司马,也没什么将兵作战的能为,却偏偏什么事都要知道,什么事都要上禀。甄随心说打我跟从老爹占山造反以来,所见晋军,虚报功劳,甚至讳败为胜、杀良冒功,不都是常事么?唯独大都督瞧不过眼,非要安排个司马来监军,单独核算功劳。
其实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,纪律略略严明一些,也是必要的;为了大都督可以彻底掌控军队,他将爪牙布置各军、各营,我也能理解,但有必要把军律定得那么严,把为将者的一点点小心思全都给堵死么?
我这回就讳报功劳了,摸摸大都督的底,看他底线何在。倘若不认我这份功劳,那就必须把功劳记在靳氏头上啊,这又岂如大都督所愿呢?
于是下令,将靳氏兄弟及所携亲信部曲、族内男丁,一律处死,剩下些妇孺,暂时押往安邑,等待以后处置。其实甄随的本意,小孩子也不必留,但据说大都督最忌讳杀害幼儿……至于妇人,将来赏赐有功将士可也。
当然啦,在此之前,等老爷我得胜归来,得先过过眼,看有没有值得自家留下的。
靳准兄弟还在懵然无知,只当甄随验看了首级之后,便会释放彼等。谁想姚弋仲去后不久,返归传令,随即那些看押他们的晋兵二话不说,挺起刀来,一刀一个,取了兄弟三人的性命。
靳准也算走运,糊里糊涂就完蛋了,不象刘粲,临死之前还要受内心识人不明,导致亲信背叛的懊悔和煎熬……
普通晋兵都非训练有素的刽子手,不会把犯人摆好姿势,然后再一刀断头,他们都是直接用长刀直刺三靳后心,然后再割下首级来,由姚弋仲携去,与刘粲的脑袋摆在一处。军中诸物齐备,甄随便命用石灰涂抹了,各自盛匣。
至于靳氏的亲信、部曲、家眷等辈,晋军杀了之后,连埋都懒得埋,直接把尸骨往乱草丛里一抛就算完事儿。
随即甄随再度唤来薛宁,对他说:“我曾允诺,若汝助我攻取安邑,便送汝往长安去拜谒大都督,谋求好职。即今将这四颗首级,还有几匣重宝,全都交付于汝,途中切勿有失。”至于都是谁的脑袋,木匣里装的是什么宝货,却并不肯泄露给薛宁知道。
甄随也不去找司马,即让姚弋仲按照自己的授意,写下一封文书,既向裴该推荐薛宁,也备悉言明今日之事,封好了,一并交薛宁带去长安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那么平阳胡乱之时,裴该在长安又在做什么呢?
这一日非常罕见的,裴大司马盛排仪仗,亲自跑到去北门外去迎人。城内百姓及中下级的官吏都不禁交头接耳,议论纷纷,不知道是谁值得大司马如此地屈驾往顾——难道是洛阳有天使前来宣诏不成么?
有些看热闹的远远觇望,却见一乘驴车在几名兵丁的护卫下沿着道路,迤逦而来。裴该见了,亲自下马往迎,车帘一挑,下来一名老者,颤颤巍巍地便待向裴该行礼,却被裴该双手搀住。
有认得的,当即遥遥指点:“原来是文博先生,怪不得大司马如此恭迎……”
这老者正是中州大儒董景道,字文博,此前曾经为裴该编纂过《姓氏志》,但裴该几次三番请他出山相助,老先生却总是以自己醉心于学问,无意仕途给婉拒了。因为董景道也知道,当时裴该方致力于破胡定陇,根本没有精力弘扬儒学,则若自己往仕长安,不过是给人家充门面、抬声望而已,并不会有什么实际的任用啊。
但等裴该终于稳定了关中之政,暂时外无强敌,乃开始发展文教事业,为此而再请董景道出山,老先生却不便拒绝了。
因为裴该这回请老先生到长安来,是来搞教育的。
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教育,传说时代暂且不论,起码从周代起,就建立起了原始的官学体系。根据记载,西周官学分国学和乡学两种,国学设在王都和各诸侯国都邑内,分大学、小学两级,乡学又名序、庠、校、塾等,则分置于王都郊外六乡之内——不过也有一说,所谓乡学,不过是乡老之类听政、议政的场所,跟学校毫无关系。殆至春秋、战国,又生私学。
秦禁私学,而广官学,不但在中央设博士官,在各郡也普设官学,名为“学室”,作为基础官吏的养成所。汉代的中央官学更为发达,不但有传统的太学,还有文艺专科学院“鸿都门学”,有外戚集团创办的贵族学校“四姓小侯学”,等等。
至于地方官学,汉初本不设学室,直到文翁治蜀郡,因为蜀地文化落后,乃选派官吏至长安向博士学习,归蜀后于成都市上辟学舍,不过数年,竟使蜀郡文风可比齐鲁。武帝有感于此,下诏“天下郡国皆立官学校”;逮平帝时,正式规定各郡国设“学”,县道邑设“校”,乡设“庠”而聚设“序”。
当然啦,那年月必然没有国民教育,官学都是为贵族子弟准备的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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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世石印、玉印很多,这年月却相对欠奉。因为秦始皇初定制度,唯天子始可攻玉为章,名之为“玺”,其余官民则只能持有金属印章。固自汉代以来,制度不如秦朝严格,然而根据汉制,官方图章也唯天子可用玉玺,诸侯王与三公金印,九卿银印,余皆铜、铁印而已。皇族、豪贵等或有私刻玉印的,但一来数量不多,二来也不能作为正式官印来证明身份。
所以姚弋仲才说,倘若靳氏只是南逃,因逢我军才临时起意,拿一颗假脑袋和几样假货出来虚言搪塞,那不大可能一口气就找齐了七方玉印吧?
——姚弋仲终究是化外羌酋,眼界比较浅,其实如靳氏这般高官显宦,倘若靳准有玩玉的爱好,则私制三五方乃至更多玉印,那还真不叫什么事儿……
随即姚弋仲便建议,可将刘粲首级与七玺交还给靳氏,将军您委派一支兵马,护送他们前往洛阳去……然而瞧甄随拧着眉头,似有不豫之色,便即改口道:“或先送之长安,请大都督上呈朝廷。”
甄随撇了撇嘴,突然间把身子朝前一倾,问姚弋仲:“都说靳准是奸臣,不知如何奸法?”
姚弋仲闻言不禁一愣,犹犹豫豫地回复道:“我也不甚明了……据说他兄弟党同刘粲,谋害了刘乂……”
甄随冷笑道:“刘粲虽然无能,于关中丧师二十万,在某看来,终比刘乂为强……”因为他跟刘粲打过,而跟刘乂,几乎就没正面见过仗,且昔日刘乂之败,全靠陆和、熊悌之悍拒之于阴沟水,遂成二将之名,实话说,甄老爷心里是不怎么服气的。
随即便道:“我也不知靳准因何为奸,但既然人人都说他奸,想必不是什么好货。这般狗头,倘若真的献首、献宝于洛阳,天子必然嘉奖,则这等奸货又将来祸害我晋。吕先生曾说,奸贼到哪里都是奸的,还说除恶当务尽啥的……”
姚弋仲心说你张嘴闭嘴都是吕先生如何说,前两天还跟我说吕先生早有预见,刘粲必将北去,时机绝不可错失,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……仿佛吕先生真是神仙一般,呆在解县连门儿都不出,就能明了天下大事……
他跟甄随相处既久,那蛮子可能会出什么妖蛾子,也大致心里有数了,便即试探地问道:“将军之意,莫非要……”说着话,并指如刀,比了一个断头的手势。
甄随笑问:“有何不可?如此一来,这功劳便落到我等头上,岂不比让奸贼得去要好么?”
姚弋仲沉吟少顷,摇头道:“我等即便能于阵前斩获刘粲首级,终究无可获得玉玺啊……若说靳氏实窃玉玺而逃,为我等于途中所杀,但彼等却又携有刘粲的首级,则反正之意甚明。既然如此,又有什么借口斩杀呢?”
甄随笑道:“汝想得未免太多了。”随即摆摆手:“我自然不将此两般宝货送去洛阳,而要送往长安,由大都督处置。至于大都督如何对朝廷言讲,关我甚事啊?只要大都督将功劳记在我等头上,足矣!”
在甄随想来,靳氏兄弟都是胡人,还是胡人中的大奸贼,这般货色,大都督必定也是厌恶的,故我于此杀之,大都督必不责罚。
关键是若由得靳氏将刘粲首级与七玺献至长安或者洛阳,功劳都是那几个奸贼的,他甄老爷不过途中遭遇,遣人护送而已,又能得着什么赏赐呢?而若杀其人,夺其功,即便谎话编不圆,大都督不信,为了方便向朝廷交代,多半也得把功劳算自己头上吧?
因此乃与姚弋仲商议。
姚弋仲沉吟少顷,建议说:“当请司马来,与之同谋。”
甄随摆摆手,说不必——“司马如何禀报大都督,乃是司马之事,何必与之商议?”
他平素最烦的就是军中司马,也没什么将兵作战的能为,却偏偏什么事都要知道,什么事都要上禀。甄随心说打我跟从老爹占山造反以来,所见晋军,虚报功劳,甚至讳败为胜、杀良冒功,不都是常事么?唯独大都督瞧不过眼,非要安排个司马来监军,单独核算功劳。
其实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,纪律略略严明一些,也是必要的;为了大都督可以彻底掌控军队,他将爪牙布置各军、各营,我也能理解,但有必要把军律定得那么严,把为将者的一点点小心思全都给堵死么?
我这回就讳报功劳了,摸摸大都督的底,看他底线何在。倘若不认我这份功劳,那就必须把功劳记在靳氏头上啊,这又岂如大都督所愿呢?
于是下令,将靳氏兄弟及所携亲信部曲、族内男丁,一律处死,剩下些妇孺,暂时押往安邑,等待以后处置。其实甄随的本意,小孩子也不必留,但据说大都督最忌讳杀害幼儿……至于妇人,将来赏赐有功将士可也。
当然啦,在此之前,等老爷我得胜归来,得先过过眼,看有没有值得自家留下的。
靳准兄弟还在懵然无知,只当甄随验看了首级之后,便会释放彼等。谁想姚弋仲去后不久,返归传令,随即那些看押他们的晋兵二话不说,挺起刀来,一刀一个,取了兄弟三人的性命。
靳准也算走运,糊里糊涂就完蛋了,不象刘粲,临死之前还要受内心识人不明,导致亲信背叛的懊悔和煎熬……
普通晋兵都非训练有素的刽子手,不会把犯人摆好姿势,然后再一刀断头,他们都是直接用长刀直刺三靳后心,然后再割下首级来,由姚弋仲携去,与刘粲的脑袋摆在一处。军中诸物齐备,甄随便命用石灰涂抹了,各自盛匣。
至于靳氏的亲信、部曲、家眷等辈,晋军杀了之后,连埋都懒得埋,直接把尸骨往乱草丛里一抛就算完事儿。
随即甄随再度唤来薛宁,对他说:“我曾允诺,若汝助我攻取安邑,便送汝往长安去拜谒大都督,谋求好职。即今将这四颗首级,还有几匣重宝,全都交付于汝,途中切勿有失。”至于都是谁的脑袋,木匣里装的是什么宝货,却并不肯泄露给薛宁知道。
甄随也不去找司马,即让姚弋仲按照自己的授意,写下一封文书,既向裴该推荐薛宁,也备悉言明今日之事,封好了,一并交薛宁带去长安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那么平阳胡乱之时,裴该在长安又在做什么呢?
这一日非常罕见的,裴大司马盛排仪仗,亲自跑到去北门外去迎人。城内百姓及中下级的官吏都不禁交头接耳,议论纷纷,不知道是谁值得大司马如此地屈驾往顾——难道是洛阳有天使前来宣诏不成么?
有些看热闹的远远觇望,却见一乘驴车在几名兵丁的护卫下沿着道路,迤逦而来。裴该见了,亲自下马往迎,车帘一挑,下来一名老者,颤颤巍巍地便待向裴该行礼,却被裴该双手搀住。
有认得的,当即遥遥指点:“原来是文博先生,怪不得大司马如此恭迎……”
这老者正是中州大儒董景道,字文博,此前曾经为裴该编纂过《姓氏志》,但裴该几次三番请他出山相助,老先生却总是以自己醉心于学问,无意仕途给婉拒了。因为董景道也知道,当时裴该方致力于破胡定陇,根本没有精力弘扬儒学,则若自己往仕长安,不过是给人家充门面、抬声望而已,并不会有什么实际的任用啊。
但等裴该终于稳定了关中之政,暂时外无强敌,乃开始发展文教事业,为此而再请董景道出山,老先生却不便拒绝了。
因为裴该这回请老先生到长安来,是来搞教育的。
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教育,传说时代暂且不论,起码从周代起,就建立起了原始的官学体系。根据记载,西周官学分国学和乡学两种,国学设在王都和各诸侯国都邑内,分大学、小学两级,乡学又名序、庠、校、塾等,则分置于王都郊外六乡之内——不过也有一说,所谓乡学,不过是乡老之类听政、议政的场所,跟学校毫无关系。殆至春秋、战国,又生私学。
秦禁私学,而广官学,不但在中央设博士官,在各郡也普设官学,名为“学室”,作为基础官吏的养成所。汉代的中央官学更为发达,不但有传统的太学,还有文艺专科学院“鸿都门学”,有外戚集团创办的贵族学校“四姓小侯学”,等等。
至于地方官学,汉初本不设学室,直到文翁治蜀郡,因为蜀地文化落后,乃选派官吏至长安向博士学习,归蜀后于成都市上辟学舍,不过数年,竟使蜀郡文风可比齐鲁。武帝有感于此,下诏“天下郡国皆立官学校”;逮平帝时,正式规定各郡国设“学”,县道邑设“校”,乡设“庠”而聚设“序”。
当然啦,那年月必然没有国民教育,官学都是为贵族子弟准备的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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